因缘
有一天，我读到一首嘉兴古人的小诗：
六岁入小学，早受六经义。父母望我心，我能说一二。日读圣贤书，略识圣贤志。我家忠孝家，所事忠孝事。汉唐宋诸儒，阐发无二致。因循廿年来，曾未一经治。开卷不敢读，一字一行泪。
这是清代嘉兴人钱泰吉的诗歌。我问我的学生：“这首诗的最后两句‘开卷不敢读，一字一行泪’，怎么解释？为什么作者会有这样深重的感情？”
钱泰吉，号警石，与从兄钱仪吉时称“嘉兴二石”。一生未中举，主讲海宁安澜书院终老。上引诗见于《述怀三首》，写于他屡困场屋之时。为什么泰吉手上拿着经书，竟一字一行泪？
读书之事，古今沧桑，学生自然回答不上来。古今读书人心中最有感情的事情，已经根本不同了。泰吉自幼刻苦学习，18岁时以经义古学第一名的成绩补嘉兴县学学生。经学，是家族的厚望所寄，是天赋的异禀所在，也是忠孝的情感所泊；一生治一经，又是乾嘉时代读书人的理想生活与标准成就。然而，为了中举，为了功名，20年来困顿因循，这一愿望一直落空，父母之托命、圣贤之心传、个人之喜好才情，时代之重任，尽付之岁月流水而已，能不沉痛乎？
诚如嘉兴人朱彝尊所说，“乡之大夫士好读书，虽三家之村，必储经籍。耻为胥吏，罕习武事”。木心说：“乌镇的历代后彦，学而优则仕，仕而归则商，豪门巨宅，林园相连，亭树、画舫、藏书楼……寻常百姓也不乏出口成章、白壁题诗者。”后来，我在大学里讲《诗经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中庸》，潜心体认中国经典的真切、深沉与厚重，钱泰吉的小诗、朱彝尊甚至木心的话，也时常会在经书的字里行间晃动。我从乡邦文献的一枝一叶，了解传统精义，也了解嘉兴人由此而来的文脉与文心。
江南女性分明也有一个特点，即士人化，成长为读书人。传奇女子柳如是更是其中典型。她自幼被卖入娼门，然而不甘沉沦，正是在诗文书画的熏陶中，由风尘女子翻转命运。其中最关键的人生转折，即其15岁至20岁，与明末英雄诗人陈子龙长达6年相识、相爱、热恋的爱情交往。陈子龙为首的几社，柳成为女社员，参与讨论家国大事；陈子龙主编的《皇明经世文编》，是一套讲经世实学的书，其团队成员，皆当时“读书养气、劲骨热肠”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的贤人志士，柳如是直接或间接受其影响。明清易代之际，柳如是的气节尤为突出。1645年清军兵临南京，她劝钱谦益投水殉国，在钱谦益以“水太冷”退缩时，她自己却“奋身欲沉池水中”，虽被拦下，但其刚烈令人动容。晚年，她倾尽财力，奔走谋划，积极参与钱谦益与郑成功等人的地下反清复明活动。她不仅诗画成就很高，大史家陈寅恪更在其巨著《柳如是别传》中，赞颂她身上体现的中国近现代读书人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。
1995年夏天，整整一个暑假，我沉浸在《柳如是别传》这本大书中，不仅为陈柳因缘、钱柳因缘荡气回肠的人生故事而唏嘘，不仅为柳如是的才华与心气而陶醉，更进而为明末清初的江南，名姝奇女、高僧志士、诗人侠客以及现代的风流云散而长叹息焉。久而久之，“江南”这个词语，渐渐对我有一种魂牵梦萦的魔力。第二年开始，我利用节假日等一切机会，跑苏州、杭州、嘉兴、绍兴、常熟、湖州……富春江、钱塘江、天台山、西湖、南湖……以及大大小小的古镇，1998年写作并出版《文化江南札记》，从此一发不可收，撰写《江南文化诗学》，编撰《江南女性别集》《江南大义》，爱江南，写江南，讲江南，“岁月的新痕与历史的旧迹不期然而然地相遇，在情在义地勾画一个地名背后的巨大天地”，这一切的最早动机，竟是从一个女子，那被陈寅恪称为侠女、神女、奇女子的柳如是开始的。学术与人生的命运就是这样奇妙。柳如是与钱牧斋定情的鸳湖，我常常背诵吴梅村的长诗，想象那月光里的波光。柳如是无疑是我的江南文化的入门介绍人。我的第一个博士生，毕业后，自然也来到嘉兴工作，一直到现在。
我与嘉兴的因缘，也正是我读江南的初心。
柳如是像，程庭鹭摹绘，三幅照片皆上海收藏家王德先生提供
水乡
水乡是江南的标配，但只有嘉兴，汇聚江、海、河、湖为一杭，水文水系极为丰富。据统计，嘉兴水网密布，境内拥有河道一万五千多条（段）、湖泊七十三片和荡、漾、塘等小规模水域七千余个，总水域面积五百多平方公里，是江南最经典的水乡泽国。
早在唐代，白居易在长安回忆江南，有《想东游五十韵》，用了很长的篇幅歌咏，其中有嘉兴：
平河七百里，沃壤二三州。
坐有湖山趣，行无风浪忧。
食宁妨解缆，寝不废乘流……
馀芳认兰泽，遗咏思蘋洲。
菡萏红涂粉，菰蒲绿泼油。
鳞差渔户舍，绮错稻田沟。
紫洞藏仙窟，玄泉贮怪湫。
精神昂老鹤，姿彩媚潜虬。
静阅天工妙，闲窥物状幽。
投竿出比目，掷果下猕猴。
味苦莲心小，浆甜蔗节稠。
橘苞从自结，藕孔是谁锼。
逐日移潮信，随风变棹讴。
……
平河沃壤、菡萏菰蒲、渔舍稻沟、莲藕、甜蔗、橘苞，这些都是水乡的风物。最适意的两句是“食宁妨解缆，寝不废乘流”——寝食坐卧，皆从流飘荡，任意东西。诗有小序：“大和三年春，予病免官后，忆游浙右数郡，兼思到越一访微之。故两浙之间，一物已上，想皆在目，吟且成篇，不能自休……”所谓“浙右数郡”“两浙之间”，正是嘉兴。唐代的嘉兴水乡，就这么好。但是嘉兴人王国维不同意，似乎觉得山西人白乐天不能真正懂得嘉兴的美。他很自豪地说：“我本江南人，能说江南美”——
家家门系船，往往阁临水。
兴来即命棹，归去辄隐几。
远浦见萦回，通川流浼弥。
春融弄骀荡，秋爽呈清泚。
微风葭菼外，明月荇藻底。
波暖散凫鹥，渊深跃鰋鲤。
枯槎鱼网挂，别浦菱歌起。
何处无此境，吴会三千里。
如果说，白乐天诗是一个退免的官员对江南的留恋，而王国维诗则是“家家”“往往”，是真正的水乡居民家常的亲切情感；白诗回忆的是一次旅行，而王诗回忆的是春夏秋冬，以及包含了苏州在内的三千里浙西。尤可注意的是，诗人将嘉兴的水乡上升到整体的“江南美”这个高度上，跟我们今天要说的“嘉兴醉（最）江南”，作为“醉美江南”之中心，看法不约而同。另一个嘉兴的诗人徐志摩也是在异乡的梦里“棹歌”：
软泥上的青荇，油油的在水底招摇；
在康河的柔波里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！
……
寻梦？撑一支长篙，向青草更青处漫溯；
满载一船星辉，在星辉斑斓里放歌……
表明醉意即梦境，即华夏最柔软的心灵，即古典中国的美好与诗意，这是古今相通的水乡意境。“八水绕嘉兴”，也是千水绕诗心呵。
当然，水不仅是诗意，更是德行，是经济，是民生。长期以来，水乡与人的精神、身体、生活的纠缠中，渐渐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正如《至元嘉禾志》云：“（嘉兴人）罕习军旅，尤慕文儒，不忧冻馁，颇勤农务。”《题名记》云：“惟秀介二大府旁，接三江，擅河海鱼盐之利，号泽国。”明清时期江南的市场经济之所以蓬勃，从水乡的角度，可归纳为七个原因：
一是交通方便，聚才聚财，要素流动。水路就是财路，就是古代的“高速公路”，交通方便就可以聚才和聚财，我们今天叫作要素流动。二是沟通方便，货比三家，买方优先。买方优先就会产生需求，慢慢地变成市场经济、内外贸易，史料记载清代嘉兴人有与日本通商的，也有与荷属南洋群岛爪哇人做生意的。三是交流便捷，破除保守，技术发展。原来是一家一家关起门来做，但是如果交通方便，我这里有技术，你那里也有技术，我这里有木匠，你那里有瓦匠，这样就可以发展技术。四是技术革新，教育优先，脑子聪明。有物的需求、商品需求，就要有人才，要有人才，就要教育优先，教育在江南地区非常发达，很重教育，所以江南这个地方为什么考上科举的人这么多，就是因为重教育，技术发展好，脑子聪明。五是人际和谐，做事条理，公平秩序。因为市场经济，要做生意，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和谐，不能用武力，不能用拳头，做生意要谈判、交流和沟通，所以江南这个地方做事越来越有条理，追求公平和秩序。六是商品互动，质量互鉴，精益求精。商品互动，质量也可以互相得到监督，慢慢地走向精益求精。江南这个地方的工艺水平是最高的，做的东西是最细致的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七是文化。水路即学路、诗路、戏路、画路、歌路、情路……
总结下来，水乡、水网、水路、活路、人脉、市场之路、公平与技术进步之路，从嘉兴到杭嘉湖，苏锡常，从钱塘江到大运河，北上中原、东接大海，是一条开放之路，也是一条保障之路、文化之路。今天的绿色文明时代，低碳时代，城乡共生和谐时代，更需要水乡的重新归来。水乡带给人的不仅是一种生活的环境，而且更有一种心灵与精神上的超脱，是一种意境。唯其如此，水乡不仅是江南最美的一颗醉李，而且是华夏文明五千年修行的善果。
新华社照片，2025年12月9日，在浙江省嘉兴市西南湖生态公园，游客与水杉的倒影相映成景（照片翻转180度）。\n 新华社发（金鹏摄）
人物
《题名记》又说：“秔稻之乡，土膏沃饶，风俗淳秀，文贤人物之盛，前后相望。”由于水的流动与网脉，而形成经济人；水的深厚与滋润，养成学问人；水的进取与力量，鼓励政治人；水的温柔与清净，孕育道德人、审美人；水之生杀一体，也指向哲学人。水德江南，义莫大焉。正如马克思所说的，“人的对象化与自然的人化”。前者指水德内化为人性，后者指人性外化为水乡。这是一个人地之间天长地久相互塑造、共同成就的过程。
嘉兴的人物有许多特点，譬如文雅清正，沈曾植《续槜李诗系序》所说的：“王武子所谓其地坦而平，其水澹而清，其人廉且贞；常璩所谓士多仁孝，女性贞专，称为士大夫之都者，吾郡近之。”廉贞即清明、洁净、正直、刚直、品行方正，真可谓“士大夫之乡”。典型者如王国维、沈曾植、张元济、丰子恺、太虚、谭其骧、陆费逵、金庸等，学问人品才华表现，在近现代中国都是在第一流之列。
还有一个特点，不少人物似乎性格颇有张力、命运多有反转。譬如重要文化标志人物：范蠡、柳如是、吕留良、李叔同、王国维、沈曾植、张元济、丰子恺等，尤其是李叔同之出走与王国维之自沉，我称近代中国的两大文化之谜，其中引发了无穷的猜想解读。无论如何，他们的性情与命运的张力，分明浓缩了近代中国历史与思想文化内在的种种紧张：忠与义、美与力、理性与感性、道德与宗教、文艺与心灵，古典与现代，等等，一直延续到今天。
正如金庸写完了侠之大者的郭靖、张无忌，最后又写了韦小宝。为什么要写韦小宝？我认为，这当然是一个反英雄的典型人物。他撕破面具，唾弃道学，是自由自在的精灵，但是他又是至情至性、绝不虚伪的真人，真侠士不自知其为侠士，他是道家式的侠客，是金庸对江南士人的一种典型创造。同时，也是侠义江湖本身的紧张：作为一个正邪两赋、清浊同体的江南士人，其实这里最大的隐喻是“道家侠情”，韦小宝身处以道家为主的江湖世界，这是对以儒家为主的过于恩怨分明、道德至上的侠义世界、道德与秩序世界的某种补偿、补充、平衡以及调适。到这本书的结尾处，黄宗羲、顾炎武、查伊璜、吕留良主动要来跟韦小宝见面，韦小宝提及康熙如何认真读黄宗羲的《明夷待访录》，大为称赞，黄宗羲也颇有感动。这其实就是文化高于种族的观念。韦小宝身上的紧张，不仅是传统江南的紧张，也是古典中国的紧张。他的身上有金庸乡贤范蠡的影子在晃动。
笪曦 摄影
地缘
除了文教、人物、水乡，嘉兴的文化基因还有一个比较独特的密码，即特殊地缘与“文化兼性”。明万历二十八年（1600年）的《嘉兴府志·形胜》写道：“本郡为浙西大府，巨海环其东南，具区浸其西北，首尾吴越，襟带苏杭；又平原衍壤，海滨广斥，沿海诸山隐隐拱向，支流千万，相错如绣。诚哉泽国之雄，江东一都会也。”这是说嘉兴兼有吴越、山海、河泽的形胜。我将嘉兴人文地理的居中性质，即吴越之间、浙东浙西之间，苏杭之间、水乡海洋之间，引申而为基于地缘而来的“文化兼性”，即对于四周的文化特质，均可兼而有之。
今天的嘉兴地名，还保留着“吴根越角”，以及吴越之间的“国界桥”，城门有往姑苏的“吴门”，往杭州的“越门”。嘉兴像一座桥梁，沟通各方。“兼性”也是由于地缘居间的性质，渐渐发展为更多的文化面相：刚柔之间、进退之间、文野之间、商政之间、学问与日常生活之间，甚至干戈与玉帛之间，做人做事，既相通达往来，又都有可以转圜运作的分寸。如此说来，嘉兴不正是江南的“文心”么？
嘉兴古地名槜李。两千多年前，这里发生过有名的槜李之战。《左传》是这样记载的：
吴伐越，越子勾践御之，陈于槜李。勾践患吴之整也，使死士再禽焉，不动。使罪人三行，属剑于颈，而辞曰：“二君有治，臣奸旗鼓。不敏于君之行前，不敢逃刑，敢归死。”遂自刭也。师属之目，越子因而伐之，大败之。灵姑浮以戈击阖庐，阖庐伤将指，取其一屦。还，卒于陉，去槜李七里（《左传·定公十四年》）。
这里展示的是浙东文化的特质。与中原礼乐文明相比，浙东越地民风彪悍，崇尚勇力与决绝，让罪人在阵前集体自刎以扰乱敌军，展现了为达目的不惜代价的狠烈与隐忍，这正是后来勾践能“卧薪尝胆”的精神底色。
无论如何，正是这场战争，定义了嘉兴的史诗地标：“槜李”因此变为一个承载着历史重量与文化记忆的符号，嘉兴作为吴越争霸核心舞台的见证。槜李之战不仅是一场靠非常规手段获胜的战役，更是讲礼义的春秋时代的结束，讲霸力的战国时代的开始。可是，神州华夏的历史，真的要与复仇、蛮血、刀光剑影为始终吗？
然而，清人朱彝尊明确地说：“（嘉兴）其俗少阴狡。”我知道的是，嘉兴的文化性格并没有因此而彻底改变。士大夫之乡，依然是士大夫之乡，直到清人钱泰吉，对代表华夏人文的经典依然有很深的感情；直到王国维，依然为华夏文化的命运而殉文化；直到李叔同，依然为东方文明的命运而即世间而超世间。当然，勾践的隐忍，也内化为一种内在、低调、柔性的刚健，浙东与浙西，有时也不分明。柳如是那样一个婉转倚门的小女子，居然也有反清复明的大愿力。而后世人讲起槜李，多半淡化了其中的血污与阴狡，代之以令人迷醉的李子，以及美人西施的流风遗韵与高人范蠡的飘然而去。民间还有这样的传说：后来越王夫人追杀西施，在槜李村，有个相貌丑心肠好的青年叫秦泽，救了西施，西施走时，秦泽舀水给她洗脸，西施离去，水有香气，秦泽用来洗脸，竟变成一个俊美的后生。洗脸水倒入河中，因而这一带树林葱郁，河水秀丽，这就是后来的秀水县，生长在这里的人，个个眉清目秀，一代胜过一代。
这就是文明的力道。嘉兴的故事，仍有很多篇幅待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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